中美關係成為左右國際大格局的關鍵博弈，但中美關係的戰略調整看點不在東海、南海，甚至不在台海，而是遠在天山那邊的阿富汗。拜登總統宣佈，今年9.11恐怖襲擊20周年之際，美國將全部撤出在阿富汗的軍隊，結束它歷史上最長的戰爭。他說：「我們必須增加美國競爭力，以應對日益獨斷的中國所帶來的嚴峻競爭。」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必須打的一場戰爭，美國必須把拉登葬入大海，除此別無選擇。「山姆大叔乘悍馬西去」，是因為美國已經完成了使命，用血染的行動宣示：任何人、任何組織、在任何地方對美國本土平民造成傷害必將受到懲罰。美國有決心不惜犧牲更多的軍人來報復、懲罰作惡者。因此，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略成功，不能計較一場戰爭的成本核算，而必須考量它對未來美國挑戰者的威懾，以及它降低的未來戰爭的機會成本。
中國政府如果認為美國是最大外部威脅，它從中國西部邊境撤離，中共該有如釋重負感。但官方媒體對阿富汗局勢卻表現出莫名的憂慮。新華社評論說，阿富汗的「變數會在美軍撤走後增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更是明確表示，不要把美軍撤軍行動和中國挑戰掛鈎，這是「陰暗心理」和「冷戰思維」；美國應負責任保證阿富汗局勢平穩過渡，避免恐怖勢力「乘亂坐大」；打擊恐怖主義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中國願與美方等多方合作，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國政府其實非常清楚：「九爺不能走。」 過去20年美國士兵肉身築牆，中國政府樂意做免費搭車人，坐享漁利。要把這一句話來龍去脈解釋清楚，就必須講一個更大的理論敍述、一個更大的戰略謀劃。
人們已經熟知阿富汗是「帝國的墳場」的說法。英國帝國、蘇聯帝國都得到教訓，十年阿富汗戰爭甚至是拖垮蘇聯帝國的一個因素。如果美國繼續深陷阿富汗，也將面臨收益遞減。原因很簡單：阿富汗幾個世紀的軍閥割據、內爭戰亂反映出的是伊斯蘭文明自身演繹過程的陣痛和內部各派的激烈衝突，而三個帝國在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反映的也是文明的板塊衝撞。伊斯蘭教作為亞伯拉罕後代三大宗教中最年輕、最激進的一支，對更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教都有挑戰。但在穆斯林看來，三教的後代都是「聖書的子民」，不同於其他要麽歸於異教、要麽不信教的人群。
先知穆哈默德建立的穆民共同體「烏瑪」，是基於普世價值信仰的。它超越地域和種族因素，必然挑戰民族國家和國家疆界。穆哈默德去世時並未留下權力繼承規劃，繼承人（「哈里發」）如何產生、權力是只限於神權還是政教合一，都引發爭議，導致穆斯林世界多重分裂。後來哈里發帝國300年的領土擴張，走出阿拉伯半島而後成為歐亞帝國，更是產生出專制保守和自由共和不同的傳統。對「吉哈德」（聖戰）的解讀就是如此：有人認為它只是個人內心世界與邪惡誘惑的不停息戰鬥，但有人解讀為對非穆斯林世界的不斷征服。
不難明白，在1979年蘇聯紅軍入侵阿富汗後，全球各地的穆斯林來到阿富汗組成「聖戰民兵」，與不信教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拉登就是拋棄了沙特富翁生活、攜巨款參戰的一員聖戰者。美國和中國在巴基斯坦攜手支持聖戰民兵，最後逼退蘇聯紅軍。蘇聯十年之戰，士兵1.5萬陣亡、3.5萬負傷，無功而返。
美軍在阿富汗成中共避雷針
蘇聯無神論紅色帝國崩潰後，阿富汗的聖戰民兵一時成為散兵游勇，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的無政府狀態。美國對他們也失去了興趣，不再提供給養。而由於石油和以色列雙重關係，唯一超强的美國在中東越捲越深，導致1991年的伊拉克戰爭。克林頓總統在90年代强力推進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領袖國家美國由此成為聖戰民兵的下一個攻擊目標，結果就是9.11襲擊和20年的阿富汗戰爭。
對這一段歷史，政治學家本潔明．巴伯有先見之明地概括為「吉哈德挑戰麥克世界」，麥克世界當然是「麥當勞」、微軟之類為象徵的美國文明。另一位政治學家亨廷頓則看到了「文明的衝突」，並且預言西方文明將面臨「儒教－綠教非神聖同盟」的挑戰。但9.11事件後，美、俄、中結成了反恐聯盟，俄、中各自因為車臣和新疆的威脅，當然樂意搭上西方國家的反恐戰車。
但二十年過去了，中國「社共帝國主義」成為了無神論、物欲主義崛起的標志。一帶一路在中亞、中東、北非穆斯林世界的擴張，新冠病毒的失控，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等穆斯林施行的「反人類罪」（美國和歐盟認定為「種族屠殺」），已經引起伊斯蘭世界的不適。但美軍矗立在阿富汗，處在中共新疆反恐運動和塔利班恐怖組織之間，成為中共的避雷針。而美國作為自由穆斯林重要盟友，有更多的資源和空間處理好與伊斯蘭教烏瑪的關係。美國軍隊走出阿富汗，就是獲得多重空間重新調整內政和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
自認為在阿富汗及穆斯林世界游刃有餘的中共，很快就會後悔美國抽身走人了。其實對美國來說，如果兩個刺蝟希望熱烈擁抱，最好的選擇是不要夾在當中。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