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結束48小時後，誰將入主白宮還是一個懸念。有人因此解讀出美國民主體制的無效和混亂，我卻從民主制度作為一個「政治維納斯」具有的殘缺美體現出的至美，看到美國人民如何用選舉來解決多重叠加的危機。
美國政治史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大危機經常帶來歷史進步的大變革。當歲月靜好時，人們沉溺於追求幸福，對政治的參與也隨之下降。但美國當下六重危機（瘟疫、大蕭條、騷亂、民主憲政危機、氣候變遷和地緣政治威脅）把美國人逼到了投票站，投票參與率達到1908年以來的最高：估計65%的選民、近1.5億人投票。美國民主爆發出了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
民主體制的核心是定期的、開放的、公平的、具有競爭性的選舉程序帶來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責任。競爭性強必然帶來最後點票的戲劇性緊張。票數的微小差異驅使兩大政黨必須以中位選民為大本營，分別向左右兩端做適當傾斜。任何選舉最後結果都不會是顛覆性的，只會是位移性的微調。選舉懸念帶來情緒的高漲和選戰的白熱化，經常掩蓋兩黨基本政綱的價值趨同。兩黨制作為200多年來美國民主的基石，二者其實互為生存前提。
民主的核心是要對權力揚長避短：一方面，國家是不可避免的惡，為了維護和提供公共產品（安全、秩序和繁榮）就必須有強力政府。同時，為了防止權力的腐敗，又必須設計出「暴君困境」的解方。赤裸裸的權力必須通過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構建轉化為權威，並獲得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公民結社、政黨、媒體、言論自由、民調和思想庫的加入，都是為這種政治文明的昇華過程服務的，目的是要在動員選民個人情緒的前提下，提升個人理性，從而賦予政治制度一種制度理性。
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僥倖當選總統，帶來美國政治的危機和動盪。特朗普對媒體的蔑視攻擊、對官僚體制的破壞、對「三權分立、制約均衡」原則的踐踏，尤其是在認知層面上表現出的反智、反科學、虛無主義的態度，引發了美國制度危機。他的政策拋棄美國在過去一個世紀實踐的國際主義價值和全球化參與實踐，回歸到本土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取向，又一次暴露出總統制的專制主義潛在危險。民主就是自做自受，美國人在新冠疫情下20多萬人的死亡就是一種代價。但民主的優勢在於，它可能無法把你送進天堂，卻可以避免大家一同走進地獄。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提供了美國選民自我修復、自我拯救的機會和機制。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代議民主共和制，民主政治文化有厚實的根基。政治哲學家霍布斯說過： 國家（政治野獸「利維坦」）是「人造的人」。一個民主體系的健康運作有賴於公民和政治領導人的素質。儘管特朗普作為一個機會主義者，他的政治行銷術為他的民粹主義找到了市場，但總體美國社會和制度體系是拒絕跟隨他的危險方向的。2020年的大選是對特朗普的一次公民投票。出奇的高參與率和拜登已經獲得的幾百萬選民投票的優勢，已經說明美國的主流選擇。即便最後票決的結果可能是由一票決定的，民主制度的構建也會尊重這一票的差距，給任何一位當選人帶來制度的和程序的合法性。
維護民主程序的不確定性
2016年在失去選民多數的情況下，特朗普還是順利當選總統，彰顯的就是這種程序合法性。對制度意想不到的結果的和平接受，正是民主制度的預期效果。人們不願意在主體正義的名義下踐踏程序正義，維護的正是民主程序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建立起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就是「我活，你也活！」而不是贏者通吃的極端。美國建國時對古典民主制抱懷疑態度，警惕多數人統治卻忽略少數人權利的暴民制，最終建立起代議民主的共和制，就是把「多數人統治，保護少數」原則制度化。
《聖經》提出了一條「金律」：「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麼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人們通常認為，這與中國儒家教導也是安和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幸的是，在此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籍華人、港台地區華人和大陸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相信假新聞、跟隨謠言、以信取義，一邊倒向特朗普，無視美國的根本利益，把個人偏好、宗教信仰投射到特朗普身上，走極端把政治競爭對手污名化為敵人，甚至煽動新麥卡錫主義，其實這是對民主制度理性的最大背叛。如果政治制度是「人造的人」，構建中國未來民主制度就必須對構建人和構建元素都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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