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病毒”到“赤纳粹病毒”（四）
（作者夏明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习近平的“官装病毒”
说完领导体制，再看具体政策。武汉市政府在1月23日公布了一项“新冠状肺炎社会捐助方式”，欢迎捐助医用器材、防护用品等物资，但明确宣布“暂不接受境外捐助”。两天以后湖北武汉又发布文件，开始接受海外物质捐赠，但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武汉红十字会统一管理分配，而不允许民间对口捐助。在经历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公民社会和志愿者的力量和优势无人可否定，而红十字会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内部贪腐早已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扫地。不难想见，海外、港台这次对捐助的反响根本无法和2008年相比。可见，政治正确、稳定第一、政体安全在人民遭遇生死之灾时也是不能让路的。这个党国不是为人民存在，人民只是为这个党国存在。
再说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它们是否是公平、合理、有效的政策，也值得讨论。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在半夜两点发布封城决定和早晨10点实施之间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差。对许多参与或知晓内幕决策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人逃亡的时间可能更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500万武汉人已“黄鹤一去不复返”。这一数字本身就预示封城的失败，可能还激化了病菌的快速传播。另一方面，患者居家各就各位、原地踏步可能是最好的隔离，也可以保证有最好的家庭帮助和社区控制。但一旦整个社会被搅得鸡飞狗跳，反而衍生出新的社会矛盾、冲突。恐惧、偏狭、自私、愚昧集体无意识地大爆发，堵城、断路、筑墙、封门、举报，把一个国家、省市、县乡、邻里社区、家庭分裂。所谓大国的优势被人们嘲笑为“举国体制不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立即露出破绽。
更重要的是，“封城”、“封省”、关闭机场/车站/码头，使得国家规模效应完全丧失，需要去到医疗卫生资源丰富的病人无法流动，有资源的中心城市无法发挥效益。在真正的市场机制下，我们很难想象纽约会对周边的城乡关门，因为纽约的医疗产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纽约市民大量在医院、疗养中心、药厂药房、医学院工作。所以任何重大的疑难病症总会送到纽约。但在国家管制经济下，中国的城市和医疗系统还只是党国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体。资源错配，尤其是全国性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就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构成一种集体缺德、政策失败和国家犯罪。通常在国难当头时，生产不是要停顿，而是要加班加点，甚至进入战时动员状态。但封城、封省、休工停业使得经济成为病毒的连带牺牲品。一个国家和社会由此容易进入灾难-停滞-动乱的怪圈。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伤害更深的是，“武汉病毒”不是一个孤立的“黑天鹅”，而是无数只“黑天鹅”飞越过中国大地后的又一只无臭无形、无影无踪的一个致命杀手。
在过去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习近平完成了把中国从“三十年河东”转到“三十年河西”的改运过程。新疆百万人集中营式的“劳动教育转化营”不仅把整个新疆变成了火药桶，而且中共在国际上获得了“纳粹”一样的恶名。香港“返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半年之久，更是拔掉了“一国两制”的遮羞布。备受中共污蔑抹黑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以历史性高票当选，使得习近平以“中兴之主”完成“统一大业”的梦想变得虚无缥缈。
自2015年夏天习氏股市崩盘后，经济下行每年降一格，“滞涨”和“债务-通货紧缩怪圈”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祸不单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更是杀得习近平片甲不留。中国政府过去宣称川普不取消关税，绝无谈判空间；中国政府绝不会在“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头的条件下妥协。结果，这个政府签了一个一边倒的贸易协议：例如，不仅原增加的关税未取消，在96页的文件里，“中国该做”就出现了97次，而“美国该做”只出现了五次。
总之，在习近平之下，中共运旺时盛的时代已经终结。“武汉病毒”也许就是前苏联遭遇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可能给中共寿终正寝的棺木敲进最后一颗钉子。
（未完待续）
——《光》传媒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