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帝皇冠病毒大災難



2月7日,武漢醫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去世,年僅33歲。他的名字只在過去30多天才逐漸為國人所知,但他的死卻牽動億萬人的心。去年底,李文亮和七位醫生最早在網絡上討論武漢出現「新沙士」,但被公安傳喚、訓誡,中央電視台等官媒更炮轟他們是「造謠犯法」。

李文亮的死是悲劇。如果他的「網上危險言論」不是被「蓋世太保」注意,而是變成發佈給全社會的預警,一場全球性的疫病災難就有可能避免。我們有理由確信,在這一輪武漢病毒肆虐期,李文亮不幸率先成為中共制度的犧牲品,而這一罪惡政權則把整個國家引入了地獄。

中共的發家秘笈是馬列的暴力論,靠的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奪權和統治過程中也雜糅了傳統的厚黑術和洗腦術,筆桿子和槍桿子軟硬兼施。中共儘管建設出所謂的「鋼鐵長城」軍隊、無處不在的監控網絡、阻擋資訊的防火長城、鐵腕的維穩體系,但顧此失彼,無法也無心建立一套現代的國家醫療基礎服務體系。面對21世紀的挑戰,比如金融危機和病毒爆發,它的治理無能和荒唐就暴露無遺。

當下中國新冠狀病毒的爆發原因還不清楚。但許多科學和合理的分析都溯源於地處武漢的中科院病毒所,有迹象表明這個超級病毒可能是SARS和HIV的人工合成,它不僅可以通過空氣傳播,也可能通過體液和排泄物傳播。因為病毒研究所在自己網頁、各種學術刊物、新聞報道中,透露過對成千上萬的蝙蝠等動物的採集和研究,這些實驗室的動物就成為病毒傳播的潛在威脅。就在上月3日,吉林松原法院公開宣判,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因貪污幾千萬的「試驗後的淘汰動物及牛奶售出款」等被判刑12年,暴露出中國科學界科學倫理的淪喪。我們有理由懷疑,武漢病毒所的「試驗後的淘汰動物」有流入華南海鮮市場的可能。

中共「科學家」 與魔鬼訂約


熟悉金庸作品的讀者一定會聯想到,魔教「日月神教」有個教主東方不敗,也有個教主任我行。教主掌握一種「三屍腦神丹」,既可用於進攻,也可用於控制。中共的一些浮士德式的「科學家」 與魔鬼訂約,就是想為一個教主找到「超級病毒」,作為統治和稱霸的秘密制勝法寶。結果,喪失倫理底線的科學家製造出了「弗蘭肯斯坦」(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在中國,「弗蘭肯斯坦」的名字叫「新型冠狀病毒」,它的准生證和出生證都蓋上了官方的印記。它的急速繁殖和肆虐又是由官僚政治體制和它的領導人推波助瀾的。一個「定於一尊」的領導人堅持政治掛帥、穩定第一,強調政體安全、意識形態安全高於人權,自己申稱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卻不懂現代科學,而且任人唯幫、嫉賢妒能,使得病毒從發現到全球傳播的近兩個月寶貴時間被浪費,喪失了阻止疫情失控的黃金時期。中央、省市各級領導此時互相推諉扯皮,各地各自為政、諸侯割據,官僚體系陷入半癱瘓狀態。連《紐約時報》的頭版也報道了「甩鍋」現象,真是「竟無一人是男兒」!

由於暗箱決策,恐慌、混亂、甚至瘋狂接踵而至。對醫院、官員、醫療體系、政府甚至中國喪失信心的人開始了全國和全球大逃亡。病毒加速擴展,感染的病人和死亡人數飆升。中共應對方式還是老套路:封口、封村、封城、封省、封言、封網。拒絕科學、信任、透明、關愛、合作,他們堅信靠槍桿子、筆桿子,可以控制住病毒。歷史最終會揭示這一真相:一個已經是「無冕皇帝」卻還夢想做千年皇帝的獨裁者,為了他的皇冠,製造出了中華大地「冠狀病毒大災難」。

不幸中的萬幸是,與十幾年前沙士危機相比,迄今香港損失要小得多,台灣也還相對安全。許多人說,這要感謝香港的年輕人,是他們的抗爭,是中共把旅遊資源武器化來報復香港和台灣,相對隔絕了大陸遊客和港台的交叉感染。香港和台灣的幸運,其實也是 「我反抗,所以我存在!」 的好例子。

中國大陸的民眾從苦難中悟出了香港和台灣的經驗了嗎?假如有更多的李文亮反抗,假如他們反抗成功了,不是有更多的中國人還會存在嗎?我想,法學博士許志永發出《勸退書》,法學教授許章潤發出《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是大徹大悟了。

習近平,聽見人民的哀嚎了嗎?中共政府,聽見人民的呼聲了嗎?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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