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國者和愛國者(夏明)




薩伊德1978年發表《東方主義》,正值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此書發表以後,學界對「東方」一詞的使用也變得小心翼翼,因為任何本質主義的綜合概括都變得簡單武斷了。但早有美籍華裔學者指出,「西方主義」的反敍述卻在中文世界建立起來,在邏輯和方法論上,與殖民主義者建立的「東方主義」同構。



今天,中國政府不僅在強化「西方主義」在官方言語體系中的導向作用,而且其最高領導人還在本周的「兩會」上放出重要論斷:「東升西降」、 「東方之治,西方之亂」。更為重要的是,官方的言語體系把「中國」等同於「東方」。東方發達的日本文明、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波斯文明、對東方影響深遠的印度文明幾乎都被忽略不計,更不要提還有爪哇等文明了。

當下中共黨國的「東方傲慢」使得薩伊德名著開篇的英國議會發言具有後現代的魔幻。1910年6月,英國前首相阿瑟.詹姆斯.貝爾福說到:「西方國家一旦融入歷史就彰顯出自治能力的端起。你可以通讀東方人,廣義的整個東方的全部歷史,你絕不會找到自治的絲絲痕迹。他們全部偉大的世紀——他們一直很偉大——都是在專制主義和絕對專制政府下度過。他們對文明的全部偉大貢獻——他們確實很偉大——都是在那種政府下取得。征服者接替征服者,一種壓迫統治跟隨着另一個壓迫統治。在他們所有關乎前途命運的革命變革中,你絕對看不到他們任何一個國家主動建立我們西方觀點中的自治政府。這是一個事實。這不是優劣的問題。」


以敵我法西斯思維扼殺香港自治

在中共黨國構建的「西方主義」大敍述裏,對「東方主義」殖民意識形態的反擊不是要證明西方學界和政界認知的偏狹,而是徹底擁抱1939年毛澤東提出的邏輯──《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重申了他的著名論斷:「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然後他繼續說到:「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 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綫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綫,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很有成績的了。」 當香港作為中西方文化、文明的滙聚地出現文明的碰撞時,中共黨國就是在東西方都曾目睹的「敵我」法西斯思維模式下,扼殺香港在特殊的百年歷史發展演變中找到的地方自治。


剛在北京結束的十三届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幾乎全票的高票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北京不僅在香港設立了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名、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立法會部份議員的職能,而且設立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其重要目的是要保證「愛國者治港」。這裏的政治戲法是:愛國是要愛「黨國」,而且還要愛黨國的治理,也就是要愛黨國模式、黨的獨裁統治、黨的法西斯化決策。

只有在當今中國大地才會看到革除家門族門,把部份國民貼上敵人、叛徒、漢奸而驅趕到異鄉的荒誕事。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從民本主義還是人民主權,一個政黨都無權決定誰是人民、誰是公民。無論這個政黨是開放性的「全民黨」、還是封閉型的列寧主義「先鋒黨」,在代議制下行使人民主權的合法性只能來源於人民的讓渡授權。任何執政黨的合法性只能來源於公民選票的支持。

在英國社會中有一種說法,貴族需要三代養成。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強盜草莽出生的、流氓黑道發家的經常會努力「洗白」自己、融入主流。《教父》作品裏的唐.科里昂從社會底層滾地龍而成為一方惡霸,也知道送養子讀法學院成律師、送親子讀藤校參軍,努力轉型進入一個合法的生活。奇怪的是,一個執政黨已經權力易手五代領導人,在紅旗下生的蛋也有三代半,卻全無通過合法程序獲得合法性的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二戰以後世界上迄今為止從未舉行過大選的三個國家之一。如果我們知道其中的厄立特里亞是1990年代建國的,另一個是涉嫌電鋸殺人王子治理下的沙地阿拉伯,這一簡單的歷史事實就更讓人震撼了。

強權堵住香港發展不等於其勝利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香港在中國歷史上城市興衰的幾千年裏是都市自治真正扎根的唯一土地,中共黨國卻要一舉鏟除自治的根基和土壤,斷絕中國通過公民社會抵制和馴服專制權力,把國家政體引入民主法治的正軌。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完成研究生學位時,就開始思考歷史上的城市興起和民主制建立的關係。今天我終於參悟出,城市的獨立工商階層建立的城市自治與王權和貴族特權形成了互動制約關係,在歐洲和日本莫不如此。這樣歷史博弈的結果是財產權制度的確立,法治憲政原則、普選制、自由民主的普及。在1997年以後主權回歸中國的香港,真正可以成為一個阿基米德基點,完成鄧小平在設計一國兩制時給予的「推動大陸香港化」的歷史重任。

但隨着中國政治的倒退,香港的發展也受到挫折。悲劇在於,真正的香港公民熱愛那片曾經是自由的土地,試圖捍衞英治時期留下的自由、法治、公民社會的遺產,卻被認定為顛覆叛亂分子,遭到逮捕和打壓,以致一大批真正的愛港人士,不是正在走進牢獄,就是正在走向流亡。托馬斯.傑佛遜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若在歷史潮流中能成功探索,會有任何一個誠實的愛國者會拋棄一個使他安全、堅固的政府嗎?」

香港的良性發展方向被北京的強權堵住了。但這也很難被說成是北京的勝利。記得我在復旦曾受教於現在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任職的領導人,是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課上第一次向我介紹了聖奧古斯丁的思想。在此我特別抄錄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一段話,想必我的老師會理解:

「如果正義缺失,主權不過是有組織犯罪,還會是其他?因為,綁匪集團難道不是小王國嗎?他們也是一群人構成的集團,在一個領導人治下,由共同的約定結合在一起,依據商定的原則分贓。如果這一群罪犯通過招募更多的罪犯,攫取更多的權力,去霸佔領土,搶奪城池,征服人民,那麽它就有完全的理由奪得王國的名號,只是在眾人看來,這不是由放棄貪婪、而是由任意亂法卻可逍遙法外得到的加冕。」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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