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2020年8月2日在纽约思想者俱乐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共同主办“中美关系：断交还是外交”ZOOM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图片说明：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2020年盛夏，美中关系跌入冰窟。双方突然互关领事馆，而且美方川普总统还明示可能还有更多的“使领馆”会被关闭，这基本是断交的前奏、甚至是迈向开战的节奏。国际舆论的共识是，美中已经进入“新冷战”。人们还担忧的是，美中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走向热战。而且无论是从美国角度观察的南海，还是从中国角度盘算的台海，都是随时可能爆发热战的热点。 因为今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在离投票日百天不到的时间里，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在所有的主流民调中（包括福克斯新闻）都落后于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对华政策自然成为川普可以操弄而不会付出代价的议题。尤其是新冠病毒让美国瘫痪几近半年而还没有看到解脱的希望，把新冠病毒政治化和种族化（称之为“中国病毒”、“功夫病毒”等），对激活川普的底盘选民还是有一定效果。人们自然要问，美国当下川普政策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否只是一时的选举操弄和权宜之计？如果是这样，即便川普总统获得连选，以人们对川普的决策多变和随意性的了解（博尔顿的回忆录《枢庭要务：白宫回忆录》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人们是否有理由猜测美国会在大选结束后改变对华政策？如果民主党的副总统拜登当选，考虑到他在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与中国官员建立了广泛的私交，人们更有理由期盼，拜登总统会终止川普的对华政策，从而带来美中关系的全面恢复和重新和好，恢复到过去的“接触政策”甚至“中美G-2共治”。
在本文中，我要论述一个观点：美国当下对华强硬政策是多种结构性、战略性和制度性冲突矛盾累积数十年的结果。今天川普政府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对国家是建筑在广泛的外交、战略、情智、两党和朝野共识的基础上的。无论2020年11月总统大选后鹿死谁手，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都会显示出连续性和持序性。
借用一个机械结构设计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经具有“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棘轮（ratchet），“定义为一种外缘或内缘上具有刚性齿形表面或摩擦表面的齿轮，是组成棘轮机构的重要构件。 由棘爪推动作步进运动，这种啮合运动的特点是棘轮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而不能倒转。” 在机器设计、山车推动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棘轮效应”，又称“制轮作用”。简单说来，这个词汇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决策领域被广泛运用，就是要强调有意或无意之间，许多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一旦启动，几乎没有退回的可能，而是会以惯性甚至加速往前走。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这恐怕是美中关系的大趋势。
如果我们快速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中美关系，从“门户开放”政策起到庚子赔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要远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俄日）更友善的。在袁世凯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希望现代化变革的学生。在赛珍珠（Pearl Buck）的笔下，中国典型形象是受到军阀和天灾双重折磨的弱者。在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白求恩（Norman Bethune）等左翼人物的眼中，中国是一个追求独立和富强的革命国家。即便国共竞争、美国罗斯福政府许多官员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理想、朝气和清廉，但美国还是试图扶持中国成为二战后格局的五强大国之一。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中美疏远和仇恨。但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出于摆脱越战的困扰和对抗苏联的扩张，美国把中国纳入到了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在冷战两级格局下，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小伙伴。以后，在冷战结束之前，卡特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里根时期中美关系出现质的飞跃，美中战略关系强化。冷战结束后，即便美国已经摧毁了苏联成为一个超强的大国、以独霸的优势享受后冷战红利，也没有因意识形态把中国推向敌对，而是继续维持了战略合作。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三届总统的20多年，由于全球化把中国带入了全球生产链，中国被接纳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利益攸关者”，尽管中美关系还是不对等，但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受到重创的美国一度把中国看成G-2“中美共和国”/“美中共治” （Chimerica 或Americhina）的一个新兴超级大国。中国政府在2013年之后改变了过去“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开始追求“大国崛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以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已成定势，试图推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叙述”、“中国智慧”、“中国解决方案“，同时还追求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推销中国“软实力”和“锐实力”。
面对中国的全球扩张，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制定“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政策（Pivot to Asia）和组建“跨太平洋伙伴”联盟（TPP）。但真正全方位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发生在川普担任总统后的2017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的主导下，2017年推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推出了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尔后又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推动下推出《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报告》；2020年在彭斯副总统、蓬佩奥等主导下又推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宣告美国认定过去六届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而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在美国认定的四个主要敌对国家中，中国位居榜首，紧跟着俄国、北朝鲜和伊朗。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把中国列为头号的竞争对手、挑战者、甚至敌对国家，标志着中美关系恶化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如果我们考虑民间两国人民的态度，可以说，美中关系民间基础被破坏的程度是一百多年以来最严重的。
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当美中关系成为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时，却出现持续恶化并走到低谷？我下面从四个层面和五个角度来分析这项发展的大的结构性和决策者能动性等多项因素，而且论述这种转变的持久效应。这四个层面包括：国际战略大格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美中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国内决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影响。
1. 国际大格局的新形势
我们都知道，1947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是两极世界：美国组织的北约军事成员国和以他们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带领了一个“自由世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包括许多右翼专制军政权，也就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克帕特里克所说的相对于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大恶”的“小恶”），并在布莱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议）下结成了一个市场经济共同秩序。与此对垒，苏联也建立了华沙军事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世界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导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77国集团”等也表现出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两大阵营之间寻求平衡空间，毛泽东也推出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些努力不足以改变两极事实。
“冷战”以西方阵营胜利而告终结。美国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大国（法国人称之为“Hyperpower”），克林顿政府力推的全球化以美国的价值观塑造着整个世界。如著名政治哲学家、后任职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吉哈德对麦克世界》（Jihad vs. McWorld，1995）一书所预言，美国的跨国公司诸如微软（Microsoft）、麦当劳（McDonald’s）和通俗文化（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建造了一个全球主义的“麦克世界”，也刺激了部落主义、本土主义、传统主义（比如吉哈德圣战情结）的兴起。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宣布后冷战时代短暂平静的终结，西方世界将面临“绿色威胁”和另一股趁机而起的“红色威胁”。2008年在美国华尔街首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20年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状病毒大瘟疫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可以说当今世界格局既非两极世界，也非多级世界，而是一个美国继续占据塔尖、塔体急速变动和塔基高度不稳的等级秩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位居世界的领袖国家地位。尽管川普“特离普”的“美国优先”、退群的新孤立主义对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带来了冲击，但现在来看美国已经开始回复到加强美国的联盟国家关系和巩固民主国家联盟的政策。如果2020年11月总统大选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胜利，这一恢复全球主义、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还会加速。只要在政治上美国大选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科技上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能够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药物（7月31号美国国会听证透露，迄今美国政府已经投资80亿美元，支持Pfizer、牛津、Moderna、Johnson & Johnson、Sanofi、Glaxosmithkline等公司的疫苗研发，可望在2020年年底或2021年初投入运用），美国将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可能会迎来一场“新新政”，保证美国对21世纪的引领。
但是，美国的大国地位受到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和破坏。中国在2012年后抛弃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开始追求“大国崛起”、“积极作为”，不仅在西太平洋地区和欧亚大陆扩展影响、挖美国墙角，而且还试图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多种方式制造自己的“跳上战车”的跟风效应（Bandwagon Effect），建立“中华秩序”或“天下秩序”。中国的“战狼宣传”和“战狼外交”不可避免地使得美国可能让步出现的G-2共治变成了一个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身处第二位的上升大国和霸权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美中冲突如川普和他的班底所认为的，接受“大国竞争”就是要通过经济战略来阻止一个专制大国的国际政治权力的崛起。
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竞争和俄国普京总统过去20多年玩弄的“权力均衡”外交不无关系。作为冷战中败落的大国，俄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的崩溃、十二个加盟共和国各奔东西，许多投奔西方阵营。在承受经济萎缩、生育率下降、人口和寿命锐减等羞辱后，俄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小于澳大利亚，被排挤出世界前十名。如果把公司与国家以经济实力（公司价值和政府收入相比较）排列在一起，沃尔玛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俄国（例如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数字）。全球化造就出了世界三大经济支柱（以生产、财富、进出口各项指标做参考）：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贸易区、欧盟和东亚（日本、四小龙、小老虎、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后南亚虎印度崛起形成季风区亚洲）三足鼎立之势，把三不着边而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俄国晾在世界引力中心之外。普京以小搏大，成为世界政治“权力均衡”游戏的玩家（balancer）。欧盟的混乱和松动（包括英国脱欧）、美国选举受干扰、朝鲜危机搅动东亚局势，尤其是最后一项可能把世界前三位的经济强国带进一场互害而完成的自戕，都可以看到俄国的手脚。同时，普京在玩弄北京的同时，获得20年长期石油和天然气订货（今年的石油期货曾跌到负37美元，而俄国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定价却在100美元以上），同时向美国明确表示，中国是俄美的共同敌人（可参考博尔顿的回忆录）。总之，俄国在制造混乱和猜疑并从中得利。世界要平安，美中关系要和谐，难度确实很大。
2.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强化美国强硬对华政策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俄国总统普京和俄国国防部长在和他的交谈中，明确无误地把中国看作美俄“共同的敌人”（见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第168页，第171页）。可能北京天真地认为普京是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伙伴，但这只会是一个误判。而中国另外一个北部邻居蒙古开始民主化以后，与它的“第三个邻国”美国的关系紧密。
作为一个陆地海洋双栖国家，中国与东部、南部海洋邻国的关系也出现紧张。中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就已经把“美日轴心”作为自己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日本政治向右推，不仅要修改“和平宪法”、把日本建成一个正常国家，而且也和日本军国主义调情。安倍的右翼保守政策是以中国崛起为假想敌的，这也得到了日本的国民支持，所以安倍可以修改自民党党章而突破任期限制。尽管川普总统抛弃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日本仍然努力构建没有美国、也没有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修正计划，目的就是防御中国的经济扩张。
川普总统代替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的是一项更具雄心的“印太战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并构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文明逐渐强化太平洋文明的色彩（奥巴马是第一个出生在太平洋的美国总统），现在进一步把印度洋联系起来，三洋打通，对中国形成不利的包抄格局。与中国近年的急剧左转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大国普遍向右转。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以印度教为文明基础的印度民族主义（Hindutva）、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与美国和俄国关系的靠近，对中国都不是好消息。在2019年12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在问及中国经济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时，印度61%的回答者认为是坏事，只有 20%认为是好事。在问及来自中国的投资是好事还是坏事时，54% 认为是坏事，24%认为是好事。 2017年和2020年两国的边境冲突，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以及在新冠疫情以后印度对中国产品和运用软件的抵制，都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紧张。中印再次大规模的边界冲突不是不可能，尤其是中国军方有意见认为，强化对中国西部（包括西藏高原）的控制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
中国可能卷入热战的另一个热点是南中国海。如果是美国发动战争，中美冲突一定会在南海，因为不仅中国领导人2015年访美时曾经向美国承诺不会推行南海军事化，而事后中国建设人造岛礁、部署雷达导弹、建设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而且国际海牙法庭明确判定中国宣称的“九段线”不合符国际法。涉及这一纠纷的东南亚国家时常和中国产生摩擦。恰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皮尤中心2019年12月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亚太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来自中国的外资，都抱有更多的负面态度。东盟国家时常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经济上靠近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对中国的怨恨和猜疑急剧增加。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在2020年4月也对中国发布的新冠疫情信息表示不信任，认为就是一个笑话。可以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染上新冠病毒，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灾难深重，中国打造的“金砖联盟”（加上印度、俄国、巴西、南非）成员国无一不是怨声载道，甚至巴西总统都染疫。人们注意到，拉美过去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正在被新冠病毒疫情所改变。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和肆虐造成的中国外交和形象全方位的危机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而中国要走出这个阴影恐怕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在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向中国政府问责、寻求经济赔偿运动会进一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
3. 美国民主体制决策特征
民主分权体制决定了它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经常是热得慢，但一旦热度上来就会持久，冷得更慢。美国的体制有人称之为“危机驱动”的体制，重大快速决策往往是要在危机发生以后才发生，例如珍珠港事件、9.11恐怖袭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给美国带来了生命健康、经济衰退、社会撕裂、政治动荡四重危机，使得美国的精英阶层更容易向人民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是造成生物病毒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病毒颠覆了美国的基本生活方式，逼迫美国全民思考与中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传统的“民主和平理论”也解释了美国民众没有太多意愿挑起对外的敌意和主动发起战争，因为战争带来的将是每一个公民自身的死亡，所以民主国家不愿意打仗。但是，一旦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自由民主体制受到威胁，民主国家又不惜与专制国家对决，甚至决一死战。美国民主国家对外强硬政策决策特征是“后下手为强”。
美国外交决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法学家/律师的法理思维和做事风格。无论是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奥巴马总统等民主党人，还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共和党人，都有共同的法学院和律师背景。美国政治家喜欢一板一眼，看重信用。中国政府对待香港“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WTO协议、中美产权协议、南海非军事化等诸项法律承诺视如儿戏，美国政治家尤其感到过敏。例如，《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2020年5月20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兑现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形式的间谍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和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美国国会也是受到法学院/律师的思维方式影响的。比如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里，161位众议院议员（占总数的36.6%）和53位参议院（占53%）获得有法学院学位，是国会议员第一重要的教育背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演变也都表现在美国国会的立法里，例如最近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2018年）、《台湾旅行法》（2018）、《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新疆人权法案》（2020）等，针对香港和新疆美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对华制裁法案”。另外财政部、商务部针对中兴、华为、人民币操纵等等制定了各种制裁。一旦美中双边纠纷冲突进入到法律程序，就会失去灵活处置的空间。对行政部门来说，政治外交问题一旦转换为司法执行，要想再回转过来就更难。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体制对于公共舆论非常敏感，政治家的选举胜败和他们跟踪、解读和代表民意密不可分。不幸的是，在2020年，美国选民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继续飙升。2020年7月30日发布的皮尤研究报告显示：美国73%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从三月份的66% 上升；22%持正面看法，从三月份的26%下降。更重要的是，在18-29岁的年轻人里，56% 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与三月份的53%相比继续增加），36%持正面看法；这是皮尤调查设立18-29该项民调以来今年连续两次负面看法过半。民主党或倾向民主党党人中，78%认为促进中国人权优先于发展对华经济关系，20%认为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优先于促进中国人权；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注重人权优先，共和党的数据分别为70%和26%。所以我们很难肯定，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和夺得国会多数席位会软化对华强硬政策。其实，拜登和川普都在指责对方对华软弱，所以双方都在比狠。议长南希∙佩罗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是以对华强硬著称。例如，舒默对博尔顿表示：在对华为强硬的立场上，“你们有民主党站在你们一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参议员华纳也表示：“用华为网络就不会有安全。如果为了贸易（取消对华为的惩罚而换取北京贸易上的让步），我们会在盟国中失去信誉。”在对待中国操纵人民币问题上，川普认定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对此舒默也完全认同。可见在对待华为的强硬政策上，民主党并未表现出不同意见（见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第401页，第283页）。所以我们看到，两党在处理对华政策上，过去两年表现出了高度的共识。
4. 中国体制的固化
美国对中国政府/中共的失望在2008年前后即现端倪。著名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2007年的《中国虚幻》（The China Fantasy）一书反映了新闻界、知识界的情绪。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美中接触30年，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人心目中的路线图朝着与美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更接近的终点奔跑。恰恰相反，中国利用与美国的接触做大做强，在制度与价值观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美国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其实只是一场虚幻。因此，美国必须痛改前非，放弃接触政策，遏制中国。否则，中国不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更会让美国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和自由的世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孟捷慕的观点在2007年并不被美国主流所接受，但在2013年之后，北京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修正，印证了孟捷慕的观点。在美国眼中，对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在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市民社会等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开始被逐步瓦解；对外，出于操弄民族主义情绪所需，中国的“洋冒进”、“大撒币”外交和“战狼”外交甚嚣尘上。这样的内政外交变化自然给华盛顿要求改变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证据。疫情的爆发为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改变提供了加速器。始于2018年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到2020年夏季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国与美国的文明冲突。（本部分有删节—编辑）
[作者说明：由于传播需要，原文此处有删节，现补出原稿：
4. 习近平极权体制稳固强化
美国对中国政府/中共的失望在2008年前后即现端倪。著名记者孟捷慕（詹姆斯∙曼恩 James Mann) 2007年的《中国虚幻》（The China Fantasy）一书反映了新闻界、知识界的情绪。2013年习近平全面主政以后，在内全面左转、不惜回复到毛泽东时代，全面破坏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初步取得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市民社会等一系列进步；同时出于操弄民族主义情绪所需，在外大搞“洋冒进”、“大撒币”的“公子哥们儿式”外交和“战狼”外交。在民间，习近平因此获得“开倒车加速师”的绰号。
尤其是2018年“3.11宪法政变”，习近平取消了宪法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为自己终身任职开路，并计划执掌中国这条巨轮不仅驶到中共建党100周年的里程碑，还要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100周年的长远目标。这种倒行逆施已经引发中国知识界的反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戊戌六章》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大转型在2013年就已终结，“至十九大全面树立个人权威与领袖崇拜，特别是2018年3月11日‘修宪’废止元首政治任期制，等于宣判其死刑矣。”（第66页）
习近平成为“终身皇帝”不仅强化、最终固化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负面认识，也促使了美国政府把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共/中国政府明确区分开来，而且也堵住了具有任期制限制的美国对中国未来走向和政策变动的期盼。《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确表达了这种失望：“政治改革同样萎靡不振，走向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习近平总书记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决定，有效地无限延长其任期，就是这些趋势的集中体现。” 因为“美国认识到两种制度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尽管美国还没有明确提出“政权更替”的目标，但是已经向中共权力精英层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自己走到与习近平切割、与中共切割的方向。
习近平在美国的形象已经跌至新低。据2020年七月30日发布的皮尤报告，美国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新冠状病毒疫情没有做好，31%持正面看法；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处理武汉初期疫情的失误对全球疫情爆发负有“主要/重要”责任，只有20%认为“没多少/完全没有”责任。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习近平的负面形象强化。当问到“是否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正确处理国际事务有信心”时，7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多少或完全没有”信心，这个数据在2018-2019年间还是50%，在2020年三月份就升到71%。尤其重要的是，自从2014年这个问题被问及后，“完全没有信心”的比例第一次过半数，达到55%。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习近平不走，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不会回头。]
5. 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
美中关系的稳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民间基础。重要的是，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否会把美中关系的稳定视作一个“公共产品”而去维护。或者即便主要利益集团都是在追求私利，他们是否认为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符合他们的集团利益。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时期，在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进行人权与贸易挂钩等问题上；在2001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18-19年川普对华贸易战等关键时刻，我们都会看到中国游说团体、代理人（例如基辛格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侨团、中国政府和工商界采购团等的密集频繁活动，而且经常海外反共团体、民运力量也呈分裂状态。例如许多知名的海外民运人士都是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
今天，认为四十年来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进攻性现实主义”应成为新政策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无数活跃的团体力量正在促使美中全面脱钩、宣扬美国对华冷战甚至热战。政界和知识界已经热批对华“绥靖政策”，有人完全否定美中接触和合作给美国和中国带来的利好和进步作用。美国商界曾经是中国政府最靠得住的亲华游说力量，但北京的“国进民退”、做强做大国营企业、“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它带来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也已离异了西方的工商企业界。从中国撤离、把中国排挤出全球生产链也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公司的选择。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工商界明显的缺失或沉默。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继续蔓延，尤其是美国成为和保持继续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不仅让中国游说活动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而且美国在这次疫情灾难中遭到的经济损失基本上吐出了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从中国拿到的利好。在这样的压力下，即便川普被博尔顿划分为的“熊猫拥抱派”和“屠龙派”拉扯，他认定的“熊猫拥抱派”人物（例如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川普女婿贾瑞德∙库什纳等）也被“屠龙派”（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总统经济顾问纳瓦罗等）的强势压倒。美国社会出现了对中国的厌倦甚至种族主义的敌视情绪。随着川普的当政，华人社区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很大（未必人数占多数）的“川粉”群体。当中国人选择“宁左勿右”，而美国华人川粉选择“宁右勿左”，极端势力两相激化，美中双边关系的理性和稳定势必成为牺牲品。
在美国游说政治和舆论空间还存在着流亡藏人、新疆维吾尔人、台湾、香港、法轮功和若干苦共已久的各色人群和团体。所谓的民主运动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除了倡导中国民主化和中华民族自由理念的一些民运团体，还有诸夏分裂运动、仇华仇“支”（所谓支那人）、华人“牲人论”、高举福音书要“东征”的“十字军”等等。极端主义、狂热主义、虚无主义弥漫在许多团体或追随者之中。“反共”的“反”已经从手段变为目的，对许多人来说，建设性的思维和努力就变得“绥靖”了，美中两国友好当然必定是“通共手段”和反动目标，甚至两大国的工作关系似乎也没有维持的必要，生产的经济分工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无需考虑了，大家关起门来、老死不相往来各过各的日子。
结语
美中双边关系已经陷入结构性的困境，而且两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以及决策人因素还在朝着恶化这一情形的方向变动。可以说，美中关系已成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美国迈出妥协合作的第一步（也就是“接触政策”/“绥靖政策”，因你的立场决定你喜欢的用词），美国的担忧是：中国还将继续不遵守规则、甚至破坏规则和建立不公平的规则占美国的便宜，最终对美国“千刀万剐”（纳瓦罗就是这样说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在贸易、产业政策、国营企业、市场定位、金融开放等方面让步，是否会鼓励美国进一步渗透、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最后实现政体更换(regime change)？美国罗列的中国不守规则和信用的一长串记录让美国的担忧有根据。冷战的结局和“苏东波”的历史事实以及西方的“自由帝国”的传统也让北京相信自己看到了美国的潜在逻辑。
但作为一种双边关系，它不可能是由历史决定论或目的论所决定，而是由双方的利益需求决定的。目前的美中关系还不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当美国已经对中国的长期破坏国内和国际基本价值观做出了强烈的反映，并把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美国就把球踢进了中南海。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而中国政府就是系铃人和解铃人。归根结底，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须做出一个历史选择：如何界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何界定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如何界定有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与自由民主和平普世价值的关系。这又回到了中国思想界讨论的核心挑战：“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是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一切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政治改革？繁荣、富强和民主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民族宏愿。这样看起来，悲观主义者不会看到希望，中国的改革和中美关系在更坚实的制度与价值观基础上重整旗鼓的双重希望都会虚无缥缈。乐观主义者可能会看到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历史机会和中国历史大变局。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 【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中美印象》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2020年8月12日首发。】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3日 来源时间：2020年0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