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武汉病毒从“闪电战”变成“游击战”

——从“武汉病毒”到“赤纳粹病毒”(二)












美国著名学者戴蒙德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在20年前就已经由我的英文老师谢延光教授翻译成中文,现在温习书中的论述启发更大。戴蒙德的书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源自动物的 人类疾病”,他称之为“牲畜的致命礼物”,揭示了“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他在讨论病菌的演化、繁殖、传播和对人类发起进攻“这场竞赛的形式”有“闪电战”和“游击战”两种典型模式。他告诫,“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群众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不难理解,中国,中国大都市,“地上爬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无所不吃、毫无禁忌的人群,一定是病毒感染首选。那些喜好大快朵颐,暴殄山珍海味,沉溺生猛海鲜、珍奇异兽的饕餮之徒,一定是促使、鼓励动物病毒向人类传染变异的渊薮。


关于“武汉病毒”的起源现在还存在较大的模糊和争议。官方的说法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罪魁祸首可能追朔到蝙蝠或竹鼠之类动物。但有分析报道说,最早发现的病人并没有与海鲜市场发生关系。民间和海外的阴谋论认定是坐落在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发生事故,导致病毒泄漏逃逸。据该所2019年12月24日官方网站发布的“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学科组博士后招聘启事”,石正丽博士/研究员“长期开展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学研究,证实SARS、SADS等重大人畜新发传染病的蝙蝠起源,发现、鉴定了大量蝙蝠与啮齿动物新病毒。”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发病毒学科组以新发病毒病原学及其感染机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蝙蝠与啮齿动物病毒发现、预警与传播规律研究、冠状病毒等蝙蝠传播重要病毒的跨种感染机制与致病性研究、新发病毒血清学与分子诊断技术等。”基于武汉病毒所2015年建立存在的事实,早在2017年《自然》杂志报道,西方科学家就警告这个“生物安全4级”(危险级别最高)的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一方面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生物的领域”,另一方面,此类实验室需要观点多元化、平型制度构建和它鼓励的自由表达意见、信息自由流动和“开放文化”。但中国恰好是强调等级结构和保密文化。


就上述两种猜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外交政策》等已经发表专文进行挑战或澄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最后的权威结论断定“武汉病毒”(现已命名为“NCoV-2019”)具体的生成机制和传播途径。但中国的保密体制、政治压倒科学的陈规、不透明决策已经成为假信息、阴谋、谣言的温床。根据我自己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腐败的了解,尤其是非法摘取、倒卖人体器官、在全球非法猎捕收购珍稀动物产品、医院员工出售胎盘/胎儿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上述两个视乎矛盾的解读,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来构建一个新的矛盾统一体:如果海鲜市场和病毒研究所都依赖共同的采购渠道和供货源,如果病毒研究所的动物样本流到了海鲜市场,这样的违规是否可能产生?公众和外界也许还有许多的问题现在都不可能得到答案,我们只有等待未来历史解密。


因为暗箱操作,中国人生活在无知和不确定之中。早有学者指出,共产党的“书记”一词就来源于“保密”(从secret 到secretary),而“保密”又成为“神圣”(从secret到sacred)的同根词。中共就是一直在强化保密中维持它的神圣性的。“保密”加“神圣”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在这次武汉疫情中暴露无遗。因为对媒体的打压、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尤其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七、八年更是公民社会、民间力量、社交媒体的梦靥,各级领导对习近平报喜不报忧,同时又整天忧心忡忡而产生怠政情绪。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在2020年一月27号的央视采访,因为涉及传染类疾病,他未获得中央授权,所以即便武汉地方政府在12月获得情况也没有及时发布疫情消息。而只有等到一月20号国务院宣布“属地负责”后,地方政府才能获得工作的主动权。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鉴于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一字未提武汉疫情,真正不愿在第一时间让民众获得知情权而隐瞒事实真相的只能是“习一尊”。因为一个多月的隐瞒,所以一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令后,老百姓感到一阵突然袭击。此时,武汉疫情以“闪电战”的方式爆发。因为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武汉居民马上开始末日大逃亡,据市长透露,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有五百万已经逃离。因为各地也是在无透明信息的黑箱状态进行决策,官员和政府信心普遍崩溃,官民互信荡然无存,各地下意识地开始了封城、堵路,抵制、举报、歧视、攻击武汉来人。武汉居民有的开始了在自己国家内的偷渡、躲藏。“武汉病毒”的“闪电战”迅速转变为“游击战”。没有染病的或还不知道自己染病的试图逃到天涯号角、港澳、东南亚、甚至欧美。我们必须认识到,驾私家车、坐飞机、躲进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第二套房(或第N套房)的群体绝非平民百姓,而是武汉的特权阶层和中上阶级成员,他们的资源较丰富,流动性也较强。如果许多还是领导职位上的官员,更是利用长假为托、封城为由远离是非之地。所以,湖北和武汉的政府决策、指挥、执行、动员能力首先就面临不足。


上层人物有资源跑,下层人物没资源的也要跑。这是由于中共体制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无法覆盖流动人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救助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尽管中共承诺,所有冠状型病毒肺炎患者都实行个人全免费,但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个人免费部分由中央财政补贴,另外还要有地方政府买单。再说,各地医院早已超负荷运作,不仅医生护士人手不足,床位紧缺,为了自己的财政利益和避免病人死亡率数字增加,许多医院不愿接受病人或明确下“冠状型病毒肺炎”的诊断。许多病人求医无门,被踢皮球走东家、求西家,许多只能在家等死,同时还要传染家人。社交媒体已经出现病人当街倒毙、病人尸体无人收拾、病人或家属绝望呼救的各种视屏。据说,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生死存亡主要靠自身免疫力,有的病人被走过场般治疗一两天,比如上上呼吸机,很快就被拔掉用给其他病人,也算医院尽职尽责。医院条件的艰苦困难不仅使得医护人员感染、情绪低落、身体透支,而且也有收留隔离的病人试图砸窗逃跑。总之,封城、隔离的意外效果之一是一些带有病毒感染的人成了“游击队”。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人常说,相信政府,母猪都会爬树!),使得武汉疫情以游击战的方式向全国和世界蔓延。


这里的一个悲剧是:一个顢顸无能的“人民领袖”在丧失了最佳应对时机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天量的机会成本。最后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再把成本转嫁给民众。我们可以想见,在农村、在边远山区,随着农民工返乡过年,车站、码头、车厢、集市、家庭亲友团聚都成了病毒演变扩散的好机会。到底有多少人染病,有多少人在默默地等待死亡、或已死去,恐怕现在的中国政府永远都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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