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从“武汉病毒”到“赤纳粹病毒”(一)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万事皆有因果。自2019年年末在武汉出现到2020年春节之际肆虐中华大地并扩展到世界,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免不了因果关系。这一病毒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流行瘟疫,才疏志大、唯我独尊的习近平难辞其咎,而中共政权在其垂垂暮年又必然造就出“习特勒”这样的荒诞怪胎。


“习特勒”令瘟疫威胁全球


“武汉病毒”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我结识的一位病毒研究专家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从事了八年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就在武汉的研究机构做研究。这位科学家在春节之前忧心地私信给我:“这次冠状病毒是萨斯的变种,传染性强,潜伏期长。现在武汉医院爆满拒收病人,很多人在家干瞪眼(这样的死亡数字就不计入官方统计)。武汉官方瞒报十几天,造成民众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加上春运回家造成大范围扩散。希望您能呼吁尽快采取国际救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将来事态如何发展很难预料。WHO(世界卫生组织)跟当局沆瀣一气,拒绝警报升级,全世界都面临极大风险。”


我的朋友向我发出的SOS让我明白:今天关注、关心和帮助武汉,就是拯救明天的世界。面对人类的共同瘟疫威胁,合适的作法是回复到人道主义的底线,施行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是乘人之危,以各种方式廉价地得分,更不要幸灾乐祸。


六年前的春节期,我看完好莱坞《2012》世界末日大片,目睹四艏“中国制造”并停靠在西藏高原的“诺亚方舟”接走权贵和寡头时,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二○一四:你有离岸船票吗?》,并忧虑地写道:“由于中国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机制,中国社会、经济都已丧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厂商、消费者和民众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策选择。所以中国未来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其不确定性。”面对当时国际媒体曝光中共寡头在维京群岛的隱藏帐戶,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已经过完新年,又开始操心购买返乡的车船票了。但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抽空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有离岸的船票吗?”我在写下这些话时,脑海里闪现的是电影《滚滚红尘》最后逃难的画面,回响着“让我上船!”“我有船票!”的绝望呼叫。我是在1990年上海阴冷的冬天看的《滚滚红尘》,那时我就下决心逃离,绝不想自己的命运像那些被船抛弃在岸上的绝望人群。


今天,看到中国人进入农历新年,却像老鼠一样要么惊恐地躲在家里,要么在路上、渡口和关口逃亡,这末日景象对我来说是一种回放,印证了我的预言。但我没有一丝的成就感,反而哀伤我的警告没有让历史走向不同的方向。在这种伤心绝望之际,有的福音传播者发现了难得的机会,高调谴责中国这座21世纪的“索多玛城”该遭天谴毁灭,逃脱之道唯有皈依上帝、基督;有的功派信徒也开始积极推销某些功法,声称信它可使人避祸免灾得救;有的种族主义者借机数落“支那人”的恶习,并否定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存在价值;有的极端分裂主义者欢呼各地封城、封市、封村,准备推动和迎接新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有的成功逃离中国、安全移民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强化版的尖酸刻薄甚至恶毒来报复性地回击中国国内的炫富中产、脑残粉红以及“大国崛起”/“中国梦”的大外宣推销员。


上述这些反应,既有它们的必然性,也有它们的合理性。发出极端言辞的许多人群或个体其实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甚至还有刘长卿的“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和“新年向国泪”的情怀。尽管他们逼迫每一个中国人、甚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必须反思我们民族和中国当下国家的道德沦丧,但情绪似乎多于理智,对拯救当下中国人于水火之中没有及时功效。作为一个非医务科研专业人员、一个政治学研究人员,最切实的讨论恐怕还要从应急政策出发,然后讨论决策机制和公共卫生基础体制,进而检审更大的政治治理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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