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中国新冠疫情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不仅席卷整个中国,也危及全球。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发现新冠病毒病例,引发广泛忧虑。 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之际,各方的质疑及各种疑问却不断涌现。这场疫情引发的灾难可否避免?疫情的发生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当局是否错过了管理疫情的最佳时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您如何评估目前中国的新冠疫情局势? 夏明:首先我认为这场疫情的情况非常地严重。不仅是武汉、湖北的大危机,也是全中国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因为它目前已经波及到二十多个国家,尤其我们看到在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的广泛的传染,所以从全球、不论从国际上来看,像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从其他重要国家像美国,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发布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疫情应该非常凶猛。因为它的毒性、传染性相比萨斯来看,都要严重。另外它的社会后果、经济后果对全球的(将造成影响):像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停摆一个月了,整个日常生活可能一、两个月恐怕都不会恢复正常。国际经济,今年尤其是各国的贸易、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条也都受到冲击。因此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减缓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大概会丢掉1%左右的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因此受到牵连。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整个疾病本身(来讲),它的影响非常大。 法广:政府在本次管理疫情方面是否错过了预防的最佳时机?如果及时采取措施,能否避免这场灾难? 夏明:是,我认为这次危机的爆发,应该说一开始是一个闪电战。后来政府处置有许多不当,其中主要的不当,是用政治压倒了科学。因为其实在去年九月份就已经在医院里最早出现了这些感冒的症状。当时在有些医院已经感觉到这些病人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了。但是直到十二月份,在武汉已经出现流行,而且武汉也已经把这(一消息)上报给国家卫生委。另外也可以看到,现在习近平也在讲,他一直在指挥这个抗役,一月三号、一月中旬,他们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也通报了美国说出现了疫情,直到一月二十三号,在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也在要大家过一个祥和的新年,不要有任何危机冲淡过年的味道。因此不难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没有向公众发布卫生安全危机的警号。所以在这段时间,因为正好是中国的春运季节,还有在湖北,恰逢两会开会期间,两会开会照样进行。结果我们看到:两会就成为一个传染的重要场所。而且湖北还向全国发出邀请,邀请大家到湖北旅行。还说有二十万张免费票发给游客,继续让大家去武汉。另外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当地的领导,为了营造所谓的祥和的气氛,还搞了一个社区的一万家庭聚餐活动,有5万多人参加,等等这些事情,一方面麻痹了人们的自我防护意识,第二,加剧了人们的交叉感染,第三,因为这种麻痹精神,使得当地医疗机构也都没有做好应有的防护或者警惕,或者他们的防护物质也都不足。所以当疫情在武汉全面爆发的时候,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而且它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旦要管控,就造成恐慌。武汉这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500多万人口结果就向全国或者到全世界到处跑。就使得疫情以全球化的规模在进行传播。 另外一个重大现象是:一线的医生受感染很严重。我们看到,现在有1000多、近2000的医生在武汉受到感染,而且根据官方报道,已经有近十位医生死亡。但是如果根据民间的报道,许多人死亡了,(比如我们看到华东理工大学已经有三名教授死亡),他们有时候不会完全以新冠状病毒肺炎来报,就以普通肺炎(来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到,这些灾难,如果早些防控、早些有警惕,应该可以避免。 习近平的另外一个大的失误是:封城,他说是要各地地方领导有“守土之责”,各地地方领导要管好自己的本地区,结果大家就相互地割据,相互封闭、相互地分割,实现封城、封省、封县、封乡,然后再堵路、断路,停止人员交往等等。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一,是让经济基本上停摆。第二,是让大家增加了无谓的恐慌。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恐慌,完全是因为无知和没有科学(常识)的结果。因为美国这边的疾病防治中心和美国的传染病学家也给我们提示,教我们如何防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口罩,他们认为: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其他人(不戴口罩)没有关系。与病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基本上没有问题。如果别人不在你面前打喷嚏、咳嗽,一般不会有问题。而主要以洗手、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用肥皂洗手、不要触摸眼睛、鼻子、嘴巴等等。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基本常识充分地教授给老百姓。相反,引起这种鸡飞狗跳的恐慌,使得病疫更难控制。因为大家陷入一种恐惧状态,直接消耗大家的资源-免疫力,使得疫情发展更坏。 第三,就是习近平以这种恐惧、这种强力、暴力,恢复了民兵、强化了军队和警察以及城管的权力,所以他们在封门,在封这些大楼的单元,他们真的像纳粹党卫军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的贫民窟里边肆虐、行使暴力一样的残忍,这些带来的政治上的倒退,让这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国家权力全面践踏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本身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少得可怜,再这样全面践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也是习近平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他自己应该付代价,但是他把他所犯错误、尤其是错过的可以节省机会成本的机会,全部就转嫁给了中国人民。就这点(而言),习近平不仅犯了很大的错误,我认为历史会审判他:他犯了很大的罪。 法广:您认为,这场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夏明:现在的报道还有各种矛盾,有的人认为只是一场天灾,当然这是中国官方想打造的这么一个言语叙述、言语体系、话语叙述。但是在海外,我们听到,有其他的各种猜测。像英国、美国这边都有很多猜测。还有社交网络认为:这是一个人祸。这两种(看法)都要一些理由,说天灾的,中国政府说,天灾,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的人会吃蝙蝠、竹鼠这些东西,这是由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出来的,就是因为有这些动物的病菌传染到人的身上了。但是传染到人的身上,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认为,包括疾病防控中心也认为,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整个机构比较地放松警惕。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科学院在武汉有一个生物危险级别最高的一个P4病毒研究所。这个病毒研究所是由法国在2003年开始帮助中国建的。建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中,法国政府也希望它能够透明,法国的科学家、法方能够卷入到一些运作和监控等等。但是事实上,研究所建成以后,法国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详情。而且据说,中国政府也模仿这些建设,在其他地方也重复建了同样的设施。使得这个研究机构变得没有了国际监管、没有了透明性。 另外,美国的科学家在2017年这个研究所投入使用以候,就曾开始警告说,这样的研究所、他们的科学家把研究与地缘和军事冲突挂得很紧,也就是说他们在制造某种生化武器,这表明是很危险的。而且中国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等级控制,没有西方的这种平行管理,没有同僚的相互的监控,没有透明,所以会造成灾难。所以现在有人认为,第一个病毒的携带者或者牺牲人(很重要),大家就在找一个2012年时被招进的一个黄姓研究生,女研究生,说她可能是第一个牺牲人。人们认为,在这个研究所,有石正丽研究院,他们专门对蝙蝠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且有报道,央视的报道,还有一些学术论文,说他们发现、提出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等等。所以人们认为,这个病毒研究所恐怕是病毒流失的主要场所。这样来看的话,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祸。 根据这两个猜想,我认为有另外一个连接,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科学家管理上,科学伦理非常薄弱。不仅有中国的科学家对婴儿的胚胎基因进行重新编辑,还有今年1月份在吉林判了一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他把实验室的动物流入市场,把用过的动物和牛奶卖到市场,他把赚来的3000多万元人民币贪污了,被判了12年的徒刑。据说石正丽的研究,有一次她研究的蝙蝠有15万之多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科学实验室的管理、或者用过的动物,如何会进入食品市场?如果不是科学家从中获利的话,也可能有后勤管理等在获利。所以我认为,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但是其中,应该说,病毒研究所与食品市场应该有某种关系。这恐怕是中国科学界和整个政府官僚都应该反思的。如果要找其中的确切原因,我认为两种都有,但是人祸为大,尤其后面的管控失误和造成疫情的全面迸发,当然我认为,完全是人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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