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荔枝角收押所的信(夏明)



從1989年至今32年的中共政治歷史沉淪中,香港社運領袖李卓人一直是船頭卓爾不群的弄潮人。32年前的這個季節,他攜帶香港市民190萬港元捐款衝到天安門;今天由於組織參與從不間斷的香港維權活動身陷囹圄,正在承受20個月的刑期。



作為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不忘使命,入獄前寄語公眾「燈在,人在」,在獄中書信中明言:「牢獄能剝奪我的自由,但不能剝奪我選擇的態度,享受心靈的自由、奔放。」而我作為89年在自由民主價值觀中受洗一代,在自由的天地就有義務為那些不能發聲者吶喊。冥冥之中憑藉心靈感應,錄下來自荔枝角收押所的來信。

地球村關心香港前途命運和中國自由民主的朋友們:


自4月16日收監來到荔枝角收押所,已經一月有餘。人生第一次坐牢,在殖民時期反抗也未曾遭遇過的厄境,卻在崛起大國的盛世期降臨吾身,多少有點嘲諷。但對於我這個在行動中習慣了勞累的僕工,卻也是退隱安心的好機會。我會記住年少時熟讀的《基度山恩仇記》中的核心意義,絕不會被虛擬牢籠圍住,而只會讓心裏的希望永恆。

我的人生就是被三位著名的政治囚徒所感召的。我稱他們為「3M」: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曼德拉(Mandela)。他們倡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是我靈感的源泉和行動的指南。甘地在向英帝國爭取印度人的選舉權、代議權時說過:「剝奪將帶來貶斥。」這也是我們香港人無法享有立法會和特首全面選舉權的必然後果。

我一直將曼德拉在1963年遭審判所言銘記於心。他說:「我願意為我的理想而犧牲自己生命。」 也在這一年,被囚禁在伯明翰市政監獄的金博士也在為自由付出代價,他給他的支持者們寫信說:聽信特權當局消極地 「等待 」幾乎總是意味着 「永不」。我們必須一起認識到 「正義被拖延得太久就是拒絕正義」。 今天香港的危機不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耐心等待完美,而是專制權力正在忙於剝奪香港市民殘存的一點自由權利。


我出生在內地、生長在香港。對香港這座城市和中國我都有着深深的苦戀。我在我親手參與建設的曾經是「東方之珠」的城市成為黨國的囚徒時,我無怨無悔,而是把它看作我人生的榮耀。我站在香港同胞面前,不是要做先知,而是做一個謙卑的僕人,去抵制香港政治中日益顯露的邪惡、肆無忌憚的國家暴力,和遠離部份民眾中逐漸沉澱出的絕望。懲教署給我登記的監犯號碼,在我看來,是我的一枚榮譽勛章。所以,大監獄內的苦難的朋友們,你們不必為我擔憂和憤怒,我希望你們能有平常心看待我們當下的逆境。

我可能將離開荔枝角收押所,轉到其他監獄。利用這個間隙,我想在這封短信裏,表達我對一周後又要到來的六四紀念日的看法。

極權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敵人

我記得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的名言:起初當局抓一批又一批的異議群體時,我都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他們中的任何一類。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基於這樣的歷史教訓,我作為香港人全力聲援、支持89年的大陸民主運動。很遺憾,儘管我們30年不間斷抗爭,我們未能促成大陸民主轉型,甚至未能保全香港自由法治。也如金博士所擔憂的:「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所有公正的威脅。我們被捲入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相互關係網,被命運的單衣所束縛。凡是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都會間接影響到所有人。」 所以,和30年前不一樣,今天我們的六四紀念都有了相同的動力和目標。我們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因為我們大家的犧牲和努力,從香港到台灣,從西藏到新疆,從四川到甘肅,甚至從東京到華盛頓,從巴黎到坎培拉,我們都看清了極權主義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敵人。

從監倉牆內外望,我深知我們身處一個非理性、大瘟疫的時代。香港國安法就像是套在公民脖子上的絞索,正在扼殺人民的自由權利和神聖尊嚴。而我堅信金博士的教導:「公正的法律是一種人為制訂的法典,它與道德律或上帝的律法相一致。不公正的法律是與道德律不一致的法典。任何提升人的個性的法律都是正義的。」 沒有地方更能讓我在監倉裏聽到這個洪鐘天音!

所以,對我而言,無論遭受甚麼懲罰,都會繼續堅持為集會和言論自由抗爭,就算坐牢也是無悔無憾。我思,故我在;我爭,故我在!即便在國家最高暴力機器的淫威恐嚇下,我也不會讓失敗主義、無為主義,或者絕望仇恨的極端主義所吞沒,而是會踐行用自然正義法去擊敗人造的惡法。

牢記六四,力挺香港,讓我們一起為香港和中國的自由未來點亮蠟燭,指明方向!

這封信沒有署名,但我想,我們都知道它的作者們。

夏 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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