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病毒考驗兩種體制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 夏明

03/22/2020, 《苹果日报》

小病毒帶來世界大混亂,當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無一倖免,至上周三已經至少170個國家/地區染上「中國病毒」。 筆者採用「中國病毒」這說法,是因為從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幽靈。這個病毒還被中共政權賦予了對內、對外的雙重政治使命:在國內,中共利用疫情全面擴張福柯所說的「生物政治權力」,把疾控變為「鎮壓卡特爾」維穩體系的一部份,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監控,把控制細化到「毛細血管的權力」。 在國外,中共有意識地在全球社交媒體散佈偽資訊,拒絕提供透明疫情,操控部份海外華人、污衊多國政府、攪動世界華人驚恐和盲目逃亡,加速病毒的全球傳播。更為危險的是,中共試圖搞亂世界,建立它在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領導地位,全面顛覆世界秩序和普世價值體系。 而這一切部署都是按着多年編制的劇本演繹的。早在1991年1月出版的《美國反對美國》中,中共意識形態沙皇王滬寧就斷定「美國的體制、文化和價值反對美國本身」。換言之,王滬寧自以為他發現了驚天的美國弱點,已經開始思考「在下一個世紀」中華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他還斷言:「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 王滬寧和他代言的中共認為實現「紅太陽帝國」的時機已至,他們透過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撒下彌天大謊,說美國軍人是武漢病毒的「零號病人」,指控病毒是「美國病毒」。中共在韓戰時期炮製了美國發動細菌戰的謊言;在2003年沙士危機時,也散佈謠言污衊美國透過台灣向中國投放沙士病毒。今天,中共以為可以駕輕就熟,故技重演。中共已經發起對美國、甚至全球的生物恐怖主義襲擊。中美制度進入了一個生死大較量。 民主體制迫使政府回應民意 中國作為病毒和疫情的發源地,不僅有責任在第一時間控制疫情,保護自己的人民,也有責任不讓疫情外溢,危及鄰國和全球。但在控制疫情的第一黃金時節,習近平以權力己私為重,把政治穩定、政體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卻可以被犧牲。李文亮等八名醫生因「吹哨」透露疫情受公安機關傳訊、處理,並被黨媒公開討伐。在謊言無法掩蓋真相以後,中共又採取「把疫區當戰區、把病人當犯人」的反科學、非人道、以集體名義犧牲個人的野蠻政治運動方式。我們看到的結果:有兒童餓死、有全家滅門、有夫妻攜手跳樓、有無數的中產在自己辛苦賺來的圓夢高樓上吊。難怪在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武漢時,聽到的是被隔絕居民高喊「全是假的」。 美國在疫情登陸初期,儘管因總統特朗普眼睛只盯着股市,以鴕鳥政策規避現實,讓美國付出了可以避免的一些代價。但分權體系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一些州長(紐約的科莫等)就遠在總統之前採取了緊急應對措施。總統也在資本市場、民主黨、科學界(疾控中心等)、幕僚、輿論的壓力下幡然醒悟,採取果斷措施。美國進入緊急狀態,政府計劃動用國民經濟5%甚至可能更多的資源來扶持經濟和家庭。美國公司也動員起來保證醫療用品生產,第一個疫苗已經在第一批45位志願者身上分批注射。五角大樓捐出500萬件口罩、2,000呼吸機;海軍流動醫院兩艘艦船會分別停靠紐約和加州幫助平民;軍人醫院系統也表示170多家醫院可供急用。 我們可從科學、人性、治理、國家、領袖、地方、公民社會、市場、信念、美德(英雄主義)等多層面來比較中美的運作。 民主不是說可以逃避危機,而是會被證明可以更好地應對危機和存活下來。現在的一個例子就是,民選的特朗普可以與時俱進回復到政治責任,而無限期任職的習近平卻是一條黑路走到底。等疫情過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這個病毒是一個「反共」的病毒,會終結中國的共產黨,也會讓美國的共和黨遭遇選戰慘敗;這個病毒也是「反特」的病毒,一除中共的「特色社會主義」,二除特朗普,但美國的自由民主卻會存活下來。這又將驗證著名學者戴蒙德的兩個結論。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總結道,病菌可以改變歷史,並帶來歷史的轉機(例如黑死病終結了中世紀,迎來了文藝復興);在《大崩潰》一書中,他稱中國為「趔趄的巨人」,這個巨人的倒下將是悲壯的。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323/GAADNS5LJQMFVERU4V3E67EO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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