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明,明镜月刊

來自西藏的“國際榮光小姐”


我有幸碰到許多美麗的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因偶然機會遇到的2006年西藏小姐參選人、2014年“國際榮光小姐”(Miss Glory of Universe)奪冠者梅朵拉孜,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在藏語裡,梅朵拉孜就是“美麗仙女”的意思——真正是名副其實!

意外獲機會

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梅朵。2017年10月我到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參加了西藏行政中央舉辦的“5加50願景”國際討論會,隨後又參加了一系列會議、座談、參訪和演講,還加上客串主持人,為何頻先生的電視節目《明鏡火拍》拍片。到了10月14號,是個星期六,第二天就要離開達蘭薩拉,我終於有一天空閑,漫步走到了旅店附近的巴蘇去參觀了印度神廟和山間瀑布。這裡是拍攝西藏小姐競賽的外景地,冥冥之中就已暗含了什麼。到下午,我回到青色旅店,到咖啡廳吃個晚中飯,再靜下來喝杯奶茶。

既然今天是我在達蘭薩拉的最後一天,我絕不會讓時間浪費。見到鄰座有一位身著絳紅色袈裟的高僧,我試圖與他交談,但我與他打招呼後,他表示沒有興趣和我交談,藉口說他不會講英語。我只好與鄰座不遠的一位年輕的藏人打招呼攀談起來。這位年輕藏人是一位還俗的僧人。我們討論了一系列問題,引起了那位年紀較長僧人的興趣。他也加入了我們的交談。聽他的介紹,得知他是格西(藏傳佛教的博士)尼瑪·堅贊,不僅是“國際苯教協會”的會長,也是“自由西藏民主黨”的骨幹。他告訴我,他是支持西藏完全從中國獨立、實現徹底的自由的,他明確反對“中間路線”。我意識到,原來他看著我這個漢人,根本就不願意搭理,所以藉口不會說英語,把我拒之千里。後來發現我還是一個“不錯的漢人”或至少“還不壞的漢人”,所以願意和我交流。堅贊格西其實既能說英語,也聽得懂漢語,不僅他覺得我們三人

的交談有意思,他還悄悄發出信息,邀請另一位有興趣的人來參加。

在我們交談過程中,突然來了一位引人注目的高挑年輕女子。她眼圈化了妝、嘴唇塗了紅,穿著高跟鞋,而且褲膝還開了口。更誇張的是,膝蓋上還有紋身。在達蘭薩拉,由於國際化程度很高,外來的遊客、香客,各色人等都有,既有嬉皮,也有雅皮,再說我的人生“雙城記”主要發生在上海和紐約,也在費城、華盛頓和新加坡長期居住過,所以,對任何裝束打扮,我都不會覺得太新奇或誇張。但當我新結識的朋友把她介紹給我,說她是藏族女性,叫梅朵拉孜,我卻有點驚奇了。

梅朵拉孜曾榮獲2014年“國際榮光小姐”桂冠。

通過幾位進一步介紹,我得知她是一個模特,不僅能歌善舞,也是2006年“西藏小姐”的六位參賽者之一,更是2014年“國際榮光小姐”桂冠的獲得者。我真惋惜何頻《明鏡火拍》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回美的路上,錯過了多好的拍攝採訪機會!但我可絕不會錯過採訪和了解梅朵的好機會。

“我想去印度”

梅朵是一位“晚八零後”,出生在康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區)德格附近的一個村子裡,還算是我的四川同鄉。她在家裡排行老二,有一個年長一歲的哥哥,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從小她就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孩子,在高原山區過著牧民的生活,那不是她的夢想:“我不願像牲口一樣和牦牛一起生活。”她告訴我:“我很固執。八歲的時候我去過拉薩,看到受過教育的家庭和他們的孩子去學校上學。在大城市,物質繁華。而我回到村子裡,似乎幾千年都看不到新的東西。我感到我們活得像牲口。我想生活在拉薩。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我想去印度。”

不知從哪裡得到的想法,在藏區有許多孩子想到印度,在那裡他們可以受到教育,尤其是藏語言和文化的教育。他們向往那裡的學校免費,還有食物供應。她把想法告訴父母,父母當然不願讓她走,但她卻是一個有著強烈個性的女孩。在她13歲那年(1999年),她裝作像平常一樣上山去放牦牛。實際上,她早有逃亡安排。她找到她的一個朋友幫她看管牦牛,自己卻到路邊搭乘順風車去了西藏境內的江達縣,投奔她的一個在醫院工作的表兄和妻子。

梅朵的媽媽也趕到了江達。但梅朵躲到了箱子裡,表兄和表嫂幫她撒謊,不願透露她的行蹤。盡管偷偷躲在箱子裡,梅朵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哭泣了起來。在表嫂的幫助下,梅朵來到了拉薩,投宿在舅舅和舅媽的家裡。在拉薩,她等待了一個月,在舅舅的幫助下,得到一個機會:如果付500元人民幣,就有人可以把她帶出境外、去到印度。付了錢後,她與另外的二十來人晚上乘車離開拉薩;到了一個陌生地方,又和其他人匯集到一起,總共有九十來人。

他們出發是在冬天,大雪覆蓋了喜馬拉雅山,邊界防護較鬆,比較容易穿越。晚上他們到達山頂,下山的坡很陡。盡管雪深及大腿,他們不能有一刻的休息和停留。她說,“我哭了很多次。但不能有半點鬆懈。我們如果停下來,就會被凍成冰棍而死。”她還對我說:“第一個星期,我全身疼痛,也無法入睡;兩個星期以後,我能睡了;而且,隨時可以睡著。”

梅朵命運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對於冬天在喜馬拉雅山地區翻山越嶺的艱苦和危險,我在參觀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難民接待站”以後有所了解。為了不至於給流亡藏人和他們還在西藏境內的家人帶來不便,流亡政府沒有大張旗鼓地披露逃亡途中藏人經歷的苦難。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壯年男人受到冰雪霜凍的傷害,身體上生滿凍瘡。有的腳趾、手指壞死,甚至有的整個手、腳都壞死,最後不得不截肢。在我參訪難民接待站時,辦公樓牆上貼滿了上百張雪凍受害人及其傷情的照片。我只能說,我當時的感覺就是,我在目睹一場殘酷的屠殺!而我還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許多更慘的犧牲者無緣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早已死亡,永遠冰凍在了喜馬拉雅山的冰天雪地裡。

比基尼爆炸

梅朵命運還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她到達了尼泊爾,進入印度,在新德里的藏人村停留了10多天後,來到了達蘭薩拉,並在藏人流亡政府主辦的比爾(Bir,離達蘭薩拉75公里)的藏人兒童村蘇加(Suja)校區就讀。在那裡,梅朵再次認識到,理想很美滿,現實很骨感。她一直體弱多病,處於亞健康狀態。虛弱的身子需要營養,但學校的伙食不僅很單調,食品還很差。她說:“我感到很傷心。我對自己說,哦,菩薩,事情難以想像!”

住了一年後,她決定離開學校,14歲時再到達蘭薩拉,試圖找到份工做,結果也不太令人滿意。後來通過她一位在比爾宗薩佛學院就讀的堂兄幫忙,她的家鄉的一位朱古(轉世活佛)的助手有把她帶到新德里,再到尼泊爾,2001年她又回到了拉薩,想去看生病的父親。結果她卻被拘留數月,被懷疑為有間諜圖謀。

由於我與梅朵的交談持續深入,堅贊格西建議我們一起吃晚飯,可以繼續交談。我向他們推薦了我很喜歡的西藏飯店,約好我們電話聯繫,一起吃晚餐。趁著斜陽西下,光線柔美,我在街道上和寺廟裡給梅朵拍了一組照片。我們到了飯店後不斷給堅贊格西打電話,但無論如何無法與他聯繫上。第二天見到他和我的旅店的老闆娘,他們告訴我,堅贊格西的手機不知何故掉了。我們無法與他接通,他也氣得無心思、無胃口吃飯。結果,留我和梅朵空等。對我來說,意外的收穫是我可以繼續向梅朵提問,她也給我介紹了她更多的情況。

在被解除拘禁後,她也未能見到過世的父親,又與舅舅一家在拉薩、那曲停留了兩年。2004年,她又再次越境,回到達蘭薩拉,再輾轉到新德里的旅店、賓館做翻譯和導引。因為她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的緣故,一位來自尼泊爾的長者又把她帶到西藏、尼泊爾邊界小城樟木去工作一段時間。2006年,她在達蘭薩拉參選“西藏小姐”。據說,那是第一次有泳裝公開比賽。參選人身著比基尼三點式泳裝,在巴蘇後面的瀑布岩石上做秀。對宗教傳統濃厚的藏人社區,這無疑像是比基尼爆炸重演,社區簡直像炸開了鍋。流亡政府的政要認為這種做法是模仿西方低俗,婦女協會認為有些西方做法,西藏不需要。

梅朵認為:西藏婦女也應順時而變。

在藏人流亡社區生活一段時間後,梅朵感覺到西藏應該在國際上提升高度。 “但有些人只談歷史。在二十一世紀,年輕的一代也總是想著1959,形成一種上個世紀的1959症。我想給新的一代新的理念。我想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看看學學中國。中國是個值得觀察的國家。他們有了錢,他們的經濟變好了。我們也能做到這些。”2014年在她獲得“國際榮光小姐”的桂冠后,她與一組20人覲見了達賴喇嘛。她感到遺憾的是,她沒有機會與尊者討論她的想法。

她對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她看來,流亡社區的官員還是習慣幕後暗室的工作方法。衛藏、安多和康巴三區之間也鬧不和。一些人太自我中心,而不想合作。不同的組織就“中間道路”或“西藏自由獨立”有各種分歧。居住在那裡的普通民眾也沒有什麼權力。現狀和發展不是太理想。她說:“我們需要合作,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一個清晰的戰略。”正是抱有這些想法,她投身到了2016年的西藏流亡人民議會議員的選舉中。儘管她在社區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畢竟還年輕、缺乏競選從政經驗,未能成功。她與我分享了這麼一段選舉中的小插曲:她去到議會去見議長。她穿的是膝蓋開口的緊身褲。議長是一位僧人,他的助手告訴她:這穿著與未來可能的議會議員身份不符。梅朵告訴他:“這是流行款,我花了2000盧比買的!”

作為一位美籍華裔學者,我當然非常關心她對漢人的看法。這是她的回答:“我只是恨中國政府的政策,但我並不仇視漢人。漢人和藏人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專制政策的受害者。”

離開達蘭薩拉後,我反觀我的四次達蘭薩拉之旅,我主要接觸的是流亡政府的政要,而梅朵是一個列外。她的出現和存在讓我思考,西藏行政中央的官員面對幾個不能忽略的幾個問題:第一,來自西藏,尤其是拉薩的新藏人對1959年的歷史缺乏了解和興趣,但他們身臨其境,目睹了西藏境內的現代化進程。他們這些年輕人在印度,或者在達蘭薩拉尋找的理想,恐怕已經不是簡單的溫飽了。如何在印度的崛起中,西藏流亡社區能更進一步同步崛起提升,是吸引和成就年輕藏人的重要環節。第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現代化(也可以說物質化、無神論教育產生的世俗化)程度較印度要高,女性在許多方面的地位(尤其是城市、商界和家庭生活)的地位可能超過傳統的藏人社區或印度社區,成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代的藏族女性更有可能擁抱和踐行婦女解放和女權主義的思想。第三,梅朵這樣的藏人把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流亡藏人社區和西藏、1959年傳統和1959年後的西藏、女性和男性、西方和東方的諸多方面聯繫了起來,強迫我們有個整體思考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梅朵的思考提出瞭如何在多元思想下共建共識和統一目標的民間挑戰。這種挑戰對流亡政府來說有一定的激進性。

但我相信,流亡藏人社區會像梅朵所說的,是一條流動的大河,不斷克服障礙,後浪推前浪,演進向前。我的這種自信來自於達賴喇嘛的倡導和實踐。難道達賴喇嘛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反叛者、革命者、激進者、全球主義者、民主化領袖、世俗化倡導者、現代化推動者、女權主義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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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Ming Xia i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Graduate Center and the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CUNY. He is also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He is a sojourner, a rebel, a writer, an idealist, and a simple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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